大明王朝1566之高翰文第七百六十六章:王用汲出书《新学：心学的一种实施工具》
无非就是，平民士子因不懂规矩在官场被排挤，这些书籍确实能给多数出入官场的平民士子提供急缺的家传经验。
另一个就是，也让上官，甚至皇上清醒认识，谁是直言不讳的诤臣，谁巧舌如簧的奸臣。
这东西，只有说开了，让人人都知道，才不会是个别世家利用家学套利的工具。
很明显，经过螺旋第二层思考的王用汲已经明白新学将来要带来的混乱了。因为并不是人人都认可人人可成圣，更不是人人都希望人人成圣。
新学把这些窍门公之于众，使得所有的世家都不能再靠家学情商左右逢源，真的是釜底抽薪的行为。以后的世家再想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就困难了。
而要制止混乱与冲突，自然就需要给新学找一顶绝对正确的帽子来。当然也是心学这顶帽子确实需要新学的肉身来落地实施。
王用汲，一边写一边规整思路。到最后，才出现那灵光一点——确定性。
与传统文学强调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，王用汲开始用确定性来定义新学人人成圣的前提。确定性就是同假设，同数据，同模型就必然同结论。因为一个学问没有统一的确定性，那么就不可能人人成圣。不确定，将导致，成圣的标准不相互承认，从而导致每个人争执不休，莫衷一是，原地踏步而已。
最最重要的是，对确定性的背离就是对人人成圣的背离，就是学阳明心学的背叛。有了这个东西，那么一切就都能解释了，无非是正说反说而已。
比如套利，正面的自然是朝廷要一视同人减少选择性差异，杜绝套利空间。反说的就是贾言师这样，把套利的手段嚷嚷得人人皆知，从而稀释套利，最终让套利变得无利可图。
可以相信，如果裕王看了这些书，预先知道哪些行为，哪些说话是臣子的狡猾手段，这书中的聪明之举，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。
有了确定性，那么正反双方就有了沟通的可能。而不至于陷入消灭人身的低层次方案中。
不对，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消灭人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