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论收编第4章 碑学与帖学临摹比较
碑学与帖学临摹比较“碑学”与“帖学”，这是两个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书体。然而，从目前的状况看，碑学和帖学两种书体，都很难称得上是“主流”。因此，在碑帖并行的书法发展道路上，存在着许多问题。“碑学”与“帖学”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、相互促进的关系，碑帖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对立、相互排斥的关系。研究碑帖的差异及各自的特点，对我们了解书法发展的历史和现状，把握书法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都是十分有益的。1清朝早中晚期碑学书法代表清以前，在“帖学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碑学，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。而碑学却还处于萌芽状态，其发展主要表现在书法理论的总结、书法实践的指导和书法家群体的形成等方面。清朝的碑学书法兴起于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它是在帖学衰微之后，为了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。由于清代统治者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政策，因此，书法界内部相对比较安定，从而促进了碑学书法的发展。虽然乾隆时对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，但并未形成气候。清中期以后，碑学书法在书法界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：一种是以邓石如、赵之谦为代表的复古倾向；另一种是以何绍基、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倾向。这两种倾向都以碑学为主导。邓石如是清代着名书法家，他“书学石鼓”、“篆分入楷”、“汉隶为多”等观点早已成为书法史上着名的定论。邓石如在书法史上被称为“邓体”书法，这是指其书风带有明显的篆隶特点。邓石如于清代康熙年间出生在浙江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。他年轻时就爱好金石碑版和秦汉铜镜等古物，这为他以后从事金石考据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邓石如晚年曾说过：“人知从我学书，虽未必能及我之万一。”由此可见，邓石如对碑学书法具有极大的兴趣和爱好，他对书法理论也十分重视。他在《论书诗》中说：“盖古之善书者，如不能尽其传则不名也。”他还在《论书绝句》中说：“天下事有难易乎？为之，则难者亦易矣；不为，则易者亦难矣。”清朝碑学书法代表有康有为、何绍基等人。康有为是清朝晚期一位重要的人物，他是近代维新派中最重要的人物，他提出了“碑学”与“帖学”并行的主张，对清代碑学书法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康有为出生于广东[地区]人，早年丧父，家境贫困，由母亲抚养成人。他自幼聪颖，5岁时便能作诗作文，曾在当地小有名气。但因家境贫寒，无法继续学业。成年后，他立志学画，希望通过学习绘画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可是他又认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学有成就才行。于是他就到广州向当地名士学习书画。后来他去了北京参加进士考试，但名落孙山。回到广州后，康有为并没有放弃对书法的追求，他从学习书法中得到了乐趣。有一次他去拜访当地的一些书法家，当他们看到康有为在练习书法时很专注投入、一丝不苟的精神时，都对康有为的勤奋感到钦佩。于是他们就约定每周都要练习一次书法。康有为的碑学思想对清代碑学书法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！2清朝早中晚期帖学书法代表。
清朝早期的书法，主要是在“二王”、颜真卿、怀素等人的书法基础上，借鉴了“二王”的用笔技巧和结体特点，而形成的。在这一时期，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帖学书家。从康熙到乾隆前期，是帖学发展的全盛时期。康熙初，取法二王的书法家不少，但基本还是以王羲之为主。到了乾隆中期以后，皇帝、大臣、王公贵族几乎都崇尚“二王”，学习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。乾隆帝推崇“二王”书法，“二王”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书体。随着清朝统治时间的加长和国势的日渐衰微，帖学也逐渐没落。从乾隆年间到道光年间，帖学出现了“中兴”局面。其中以王铎为代表的“南王北米”派书法影响最大。王铎（1598—1642）字觉斯，一字觉之，号东崖、十洲、丹丘生、鹿门樵客等。祖籍山东诸城，生于江西南昌（一说浙江杭州）。他是明末书坛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。王铎自幼酷爱书法，精于笔力、造型和章法布局；中年以后追求创新，形成了一种新的书风；晚年更以雄健奔放的结体和刚劲奇伟的笔法着称于世。